當前位置: 首頁 >> 中文版 >> 業務研究 >> 研究動態
單位犯罪是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探析
日期:2020-05-19    閱讀:339次

從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兩高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到2018年該制度寫入刑訴法,再到2019年兩高三部印發《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落地生根,逐漸發展完善,截至2019年12月當月,全國檢察機關認罪認罰適用率已達82.9%,也就是說,全國有八成以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1]。

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潛在的問題暴露出來,并在實踐中獲得了解答。但與此同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件新生事物,我們對它的認識還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本文將討論一個實踐中有所爭議的問題:目前認罪認罰從寬主要是針對自然人犯罪而言的,那么單位犯罪的情況下能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呢?


一、單位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合目的性

(一)單位犯罪適用認罪認罰符合制度設計本意

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準確及時懲罰犯罪、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這表明,我國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節約司法成本,提升司法效率,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庭審的實質化。從這一立法目的上來說,無論是自然人犯罪還是單位犯罪,只要其能夠認罪認罰,都能夠節約公安司法機關的時間與精力,并通過賠償被害人、彌補損失等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起到恢復性司法的效果。從這一意義上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不應對犯罪主體作出區別對待。

左衛民教授強調:“有效落實對被追訴人的實體權利供給,即給予其從寬處罰的優待,應當成為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首要目標?!?span style="box-sizing:border-box;font-weight:700;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overflow-wrap:break-word !important;">[2]從實體上來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是我國長期以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有其實體法層面上的根據。按照現代刑法理念,“刑罰的正當化根據是報應的正當性與預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3]相應地,對于量刑有兩個層次的考量:一是從行為人的違法和責任出發的責任刑(或稱報應刑),二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出發的預防刑;責任刑確定了量刑的最高限,之后再根據預防的必要性在責任刑以下進行調整。責任刑對應著行為人的不法與責任,因此在犯罪結束時就已經確定,認罪認罰作為事后的情節,無法對責任刑起作用,換句話說,不可能影響量刑的最高點,但可以對預防刑產生影響。

影響預防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辯護人時常提出的:行為人一貫表現良好、無前科劣跡、事后積極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乃至法定的自首、坦白情節,都是體現行為人預防必要性的因素,因此是在預防刑的環節起作用的。與之類似,若行為人認罪認罰,則意味著其認識到了行為的不正當,愿意接受法規范的制裁,有意愿回歸法秩序的軌道,因此人身危險性降低,預防的必要性也相應減少。由于認罪認罰只能影響預防刑而不能影響責任刑,因此其對量刑的影響力是有限度的,這與當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不能因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的規定精神是相吻合的,對于嚴重的刑事案件,責任刑的起點高,因此即便適用認罪認罰從寬,也是在一個較高刑期的幅度內從寬調整,不會導致罪刑不相適應的問題。

由此,對于認罪認罰的自然人,我們有理由期待其以后會吸取教訓,不再觸犯刑律;同樣,對于認罪認罰的單位,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其打開信任之門,這是我國一直以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二)現行制度沒有對認罪認罰的主體作出限制

從2016年試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就沒有對單位適用該制度作出限制,僅對于欠缺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作了例外規定。2018年刑事訴訟法對此進一步放寬,即便是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也并非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而只是作為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情形。2019年兩高三部的指導意見中,更是明確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不能因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币虼?,從現行的規定來看,沒有將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主體限定為自然人。

沒有將單位排除在外實際上就已經認可了單位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我們也可以類比與之相似的自首制度,自首要求行為人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從字面上看有限定自然人的意味,關于單位能否成立自首在學界曾經長期爭論,[4]但后期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單位可以成立自首,這一爭論也基本上平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向題的意見》第21條規定:“在辦理單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對單位集體決定自首的,或者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自首的,應當認定單位自首?!碑斍?,理論界與實務界都已普遍接受單位可以成立自首,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問題上再對單位施加限制,既無必要,對單位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已經有大量的對單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案例。例如,在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涉民營企業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時就提到:“在江蘇A建設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及其經營者虛開發票系列案中,經過教育,七家公司積極退贓退賠、認罪認罰,檢察機關依法作出從寬處理,幫助民營企業恢復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維護企業員工就業和正常生活?!?span style="box-sizing:border-box;font-weight:700;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overflow-wrap:break-word !important;">[5]再例如,在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單位行賄、貪污案【(2017)京03刑初52號】中,公訴機關出示認罪認罰具結書證明: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同意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理本案,并認可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單位當庭認罪認罰,故對被告單位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予以從輕處罰?!庇纱丝梢?,司法實踐中已經廣泛認可單位犯罪同樣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二、單位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可操作性

(一)單位認罪認罰意志的認定基準

單位作為犯罪主體時,實際上只有擬制的人格,其行為都要通過特定自然人的行為來實現。作為單位整體沒有類似自然人思維的過程,也就難以體現真誠的“認”,這是否定單位可以認罪認罰的重要理由之一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單位既然能夠生出犯罪的意志,生出自首的意志,也當然能夠生出認罪的意志。問題是,如何認定單位具有認罪認罰的意志?認罪認罰的認定與自首的自動性具有相似之處,可以借鑒對于單位自首的意志認定標準。

1. 單位集體研究決定認罪認罰的,應當認定為單位認罪認罰。單位的意志不同于單位內某個自然人的意志,也不是多個自然人意志的簡單相加,而是經過一定的程序,互相討論、影響、妥協形成的決議,能夠體現單位的整體意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81條的規定,被告單位的訴訟代表人享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有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此,在單位決策之后,可以由訴訟代表人代表單位簽署具結書,或當庭認罪認罰。

2. 特定情況下單位負責人員認罪認罰的,可以認定為單位認罪認罰。前述第1種情形適用于機關事業單位、大中型企業等具有成熟的議事機制的單位,對于大量的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而言,負責人的意志幾乎可以等同于單位的意志,這樣的情形下無論負責人是否涉案,其表示認罪認罰的,都可以認定單位認罪認罰。對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認罪認罰的,難以認為體現了單位的意志,但如果其取得單位授權進行認罪認罰則另當別論。

(二)單位認罪認罰從寬的特殊標準

如前所述,對認罪認罰的行為人從寬處罰不僅有節約司法資源的考慮,還是基于其預防必要性降低的優待。對于自然人犯罪而言,認罪認罰并積極賠償損失,我們可以預期其在向合法秩序回歸,其中蘊含著人性善的假設,但對于單位而言,我們緣何可以認為其再犯的可能性降低呢?上海等地檢察機關的探索給我們以良好的啟示。

據報道,“浦東新區法院在總結相關辦案經驗、調查了解有關單位司法訴求、借鑒國際經驗、綜合考量訴訟效益基礎上,率先在全國司法系統中提出單位犯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概念。檢察院將聘請專家團隊,與相關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從多方面進行評估,提出可行性檢察建議,限定涉案企業在一定時間段內整改,評估有無必要對涉案企業啟動相關程序?!?span style="box-sizing:border-box;font-weight:700;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overflow-wrap:break-word !important;">[6]

可以看出,上海檢察機關將犯罪單位的整改程度作為啟動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條件之一。單位的運轉不僅靠人,而且靠制度,我們無從準確判斷自然人今后的價值觀變化,但可以預見單位依據怎樣的制度運行。對于及時有效整改,并建立起完善的相關內控制度的單位,我們有理由相信其會依法依規運作,對其從寬處罰,有利于避免企業因為一時的錯誤而徹底喪失市場競爭資格,有利于創造寬容有序的營商環境。與此同時,這也再次證明了企業單位進行刑事合規的必要性。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還有許多的問題值得研究和探討,需要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的機制,對一些具體問題予以制度化、規范化、精細化,但這也恰恰證明了這一制度旺盛的生命力,我們期待其對于促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更大的價值。

注釋:

[1] 《適用率從三成到八成,回望“認罪認罰從寬”這一年》,載檢察日報正義網微信公眾號2020年5月8日文

[2] 左衛民《認罪認罰何以從寬:誤區與正解 —— 反思效率優先的改革主張》,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3期

[3] 張明楷《犯罪常態與量刑起點》,載《法學評論》2015年第1期

[4] 彭文華《論單位自首的幾個問題》,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第1期

[5] 《依法履行檢察職責 保障民企健康發展——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發布涉民企刑事案例答記者問》,載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812/t20181219_405690.shtml#3

[6] 《上海浦東新區:探索單位犯罪認罪認罰從寬試點工作》,載上海檢察網 http://www.shjcy.gov.cn/xwdt/jcdt/34237.jhtml



責任編輯:李軍委




赛车pk10开奖 浙江飞鱼 冠农股份股票行情 云南期货配资公司 山东十一选五一定牛分布图 广西快三走势图走势图 北京快乐彩8开奖 黑龙江11选5开奖号 股票融资好吗 广西快三销售时间 腾讯分分彩营业时间